2013年拍红高粱时,朱亚文把周迅压倒在高粱地里,周迅突然大喊等一下,弄疼我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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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拍红高粱时,朱亚文把周迅压倒在高粱地里,周迅突然大喊等一下,弄疼我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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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秋天,山东高密那片高粱地,气温35度往上走,密得像堵墙,叶子边缘跟锯条一样利。
朱亚文160斤,周迅不到90斤。
两个人的体重差,快赶上一个成年人的分量。
按剧本,余占鳌要把九儿扛起来,冲进高粱丛,一把按倒在地,反剪双臂,压上去。
这场戏是全剧的戏眼,导演郑晓龙要的是原著里那种粗粝、原始、不管不顾的野劲,不用替身,不借位。
机器一开,朱亚文整个人就进去了。
他提前增重20斤,练出一身硬邦邦的肌肉,晒得黢黑,站在那儿就是余占鳌本人。
他一把扯过周迅,扛上肩头,冲进高粱地,到地中央往下一按,双手扣住她的胳膊,反剪到背后,全身的重量压了下来。
没几秒,周迅喊了。
“等一下,你弄疼我了。
”声音不小,还带着颤。
朱亚文没停。
他的第一反应是,这是周迅自己加的台词。
片场拍这种情绪爆发的戏,演员临场来几句,太正常了。
他脑子里全是余占鳌那股蛮劲,甚至觉得这句喊得刚好,反抗的意思更足。
手上的力道非但没松,反而加重了几分。
监视器后面的郑晓龙,也没看出异样。
屏幕里两个人拉扯对抗,张力恰到好处。
他示意摄像继续拍,全程没喊停。
又过了几秒,周迅的声音变了调,带上了哭腔。
额头上冒出大片冷汗,身体控制不住地发抖。
朱亚文余光瞥见她不对劲,才猛然从角色里抽身,慌忙松开手。
人一松,剧组才反应过来。
周迅脸色煞白,左臂无力地耷拉着,已经明显红肿变形。
随组医生上来检查,左臂软组织严重挫伤,肩关节差点脱臼。
有人扶着她在场边处理,冰敷、涂药、简单固定。
朱亚文站在旁边,满脸是汗,不停道歉,反复说自己入戏太深没把控住分寸。
周迅缓了好一会儿,脸色才慢慢回来一点。
她看了看自己肿起来的胳膊,又看了朱亚文一眼。
说出口的第一句话不是抱怨。
“没事,拍这种戏难免的。
”她拒绝立刻去医院,只在现场做了简单的冰敷和固定。
休息不到两个小时,吊着绷带就回到了片场。
理由很直白高粱不等人,全组几百号人更等不起。
这片高粱地是剧组提前几个月种下的。
植物的生长周期不讲情面,最佳拍摄窗口只有短短几十天,错过一次,就要再等一年。
天不亮出工,星星出来才收工,主演们长时间泡在闷热的高粱地里,周迅裹着厚重的棉袄戏服,一场戏下来衣服能拧出水。
按进度,接下来还有一场九儿扇余占鳌耳光的戏。
刚疼得直冒冷汗的周迅,一站到镜头前,眼神就变了。
她抬起没受伤的那只手,抡圆了胳膊,两记耳光结结实实落在朱亚文脸上。
巴掌声在高粱地里脆生生地响开。
拍完,朱亚文捂着脸,带着点愧疚打趣“迅姐,你这是报复吧?
”周迅笑了笑,没接话。
这事不是孤例。
朱亚文后来接受采访时说,这部戏里他被周迅扇的耳光可以编首曲子了,把声音当鼓点,节奏一定很强,光是他被扇的就有十七八个,还不算NG的那些。
而对周迅来说,她在剧组的身份有些复杂。
演反派“玉郎”的曹征爆料,她其实是全剧扇别人耳光最多的人,曹征自己就实打实挨过她两个大耳光,力道很足。
郑晓龙对这场戏有他的解释。
他说那不是激情,是“男人和女人的战争”。
这话背后是实打实的拍摄条件。
高粱叶子锋利得跟锯条似的,高清镜头怼着拍,地上连个垫脚的东西都不能铺。
朱亚文一个160斤的汉子,就这么单手扛着80来斤的周迅,在又硬又秃的地上来回折腾,蚊子糊得满脸都是。
开机才第三天,周迅的胳膊就被卡进高粱秆的缝里,当场一片淤青。
事后看,那场戏里缺的东西很具体。
没有完整的动作指导团队,没有安全预案,没有专人盯着肢体接触的边界。
演员靠的是自觉、信任和运气。
朱亚文后来提过很多次这件事。
他说那是他入行以来最重要的一课。
演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,对手戏是两个人牵着一根绳子走,你松了,对方会倒,你拉得太紧,对方也会倒。
那之后,他重新琢磨“力量”这两个字。
以前他觉得力量是收不住的东西,是使出来、拼出来、撞出来的。
他开始在每一场肢体接触的戏里反复沟通,把控力度。
周迅那边,从头到尾没跟人抱怨过一句。
当天收工,她的胳膊肿得连袖子都塞不进去,是工作人员帮忙硬套上的。
第二天该几点到片场,她还是几点到。
那两记耳光后面,还有一句更难接的话。
周迅跟她说的是“我还能拍。
”她把疼留给了自己,把戏交回了剧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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